禁烟与劝烟，近期频繁引起公众讨论。
5月1日起，四川依据新修订的《四川省烟草专卖条例》，明确禁止或限制在公共交通工具和公共场所吸烟（含电子烟），室外人流密集区域也受限制，违反规定者最高处罚200元。消息一出，立刻引发 “四川全面禁烟”“抽一口就罚款”“全川走到哪都不让抽烟”等讨论。
这并非我国第一次对公共交通工具和公共场所的烟草加以限制，各类规定背后，是不时因烟草出现的冲突。
不久前，就有人因为劝阻吸烟而挨打了。
据媒体报道称，上个月底，在上海迪士尼小镇，一名男游客因劝阻另一男子吸烟反遭殴打。冲突发生时，现场还有身着迪士尼制服的工作人员试图劝阻，但没有控制住局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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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类新闻并不罕见，它总是以一种熟悉的面貌出现：在公共场所劝烟，之后出现争执，甚至是暴力。
这种冲突也同时存在于任何一个国家。
去年11月，英国媒体报道，英国交通警察局（BTP）公布了一则监控录像称，一名男乘客在地铁上看到另一年轻男子吸电子烟，上前劝阻后，双方发生肢体冲突。劝阻者的眼眶、颧骨被打骨折，视力也受到影响。
因此，在各国的控烟现场，“劝烟人”都处在一种尴尬的位置。他们手段有限，却要直接面对冲突。这个困境，现行的法律条文无法解决。
控烟法律变得更“狠”，会有用吗？
代际禁烟
近日，英国议会通过了《烟草和电子烟法案》，进一步加强禁烟力度。该法案最引人注目的内容便是“代际禁烟”的规定：从2027年1月1日起，凡是2009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的人，将终身无法合法购买烟草制品。
“代际禁烟”的逻辑并不复杂——从源头切断冲突。它限制的不仅是当下的未成年人，更是整整一代人。无论他们未来长到28岁、38岁，直至老去，烟草始终是他们生活的一道法律红线。
但问题是，出台法律，无烟的未来就会出现吗？
英国的这部法案以415票对47票高票通过，但社会的看法并未统一。
支持者认为，这部法案或将挽救数十万条生命，并在未来几十年里节省数十亿英镑的医疗开支。反对者则认为，这是一种过度干预。代际禁烟令让烟草行业的从业者感到不满，他们认为法案可能引发更多负面问题。
这种担忧不是没有道理。在英国之前，已经有国家尝试打造“无烟未来”，但没有坚持下来。
比如新西兰，2022年，新西兰通过《无烟环境和管制产品行动1990》修正案，规定禁止向2009年及以后出生者销售烟草，还要求把烟草尼古丁含量压到“几乎不会上瘾”的水平，并把烟草零售商数量削减90%。
新西兰是全球第一个通过代际禁烟令的国家。那时候，这套政策几乎被当成一种“范本”。有人说，这是人类第一次真正认真地去思考，如何让烟草退出历史。它也被认为是英国同类立法的直接灵感来源。
可仅仅一年后，一切就被推翻了。
2024年，新政府上台，法案被紧急叫停。官员给出的理由是：要尊重成年人的选择；禁得太狠，黑市可能会起来；以及，税收怎么办？
也有国家成功推出并落实全面禁烟令，但仍然以“失败”告终。
不丹就是这样一个例子。不丹是一个对烟草很严格的国家，其禁烟逻辑带着很强的宗教色彩。在这个以佛教立国的国家里，吸烟被视为一种“精神污染”，也危害健康。
早在2004年，不丹就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的公共场所禁烟。到了2010年，《烟草控制法》正式出台，更是直接禁止烟草的种植、生产和销售。个人如果要携带烟草入境，数量也受到严格限制，而且必须缴纳100%的税。执法同样严格，违者甚至会面临刑事处罚。
不丹因此成为全球第一个将烟草销售定为违法的国家。但需求没有因此消失。
法案落地后，有人开始从邻国偷偷把烟带进来，还有人干脆做起了地下买卖。警察会在边境检查点、居民区和怀疑的贩卖点不断突击检查，甚至用上嗅探犬去查车辆和货物。可烟还是一直在流动。
到了新冠疫情期间，不丹政府甚至不得不放松禁令。原因之一是边境走私太难控制了，担心病毒会通过大量跨境烟草流通被带进来。
烟草没有真正被赶走，甚至有研究发现，在禁烟令实施后的十几年里，不丹的烟草使用率不但没有下降，反而从2004年的18.5%，上升到2019年的27.3%。
新西兰与不丹的例子，显示出政策层面难以绕过的现实困境。这也是为什么，每当“禁烟”这个词出现时，总会有很多反对声音，而吸烟者与不吸烟者的冲突，往往也随之出现。
吸烟者与不吸烟者之间，究竟在吵什么？
认知割裂
“吸烟伤害自己的身体”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说法。同时，越来越多研究证实，二手烟不仅“闻着不适”，危害还不亚于一手烟。
因此，当有人在公共空间吸烟，许多不吸烟者考虑的是自己及身边人的健康，这也令他们愈加厌恶在公共场所吸烟的行为。可烟民往往不会因此立刻停止吸烟，即便他们知道烟的危害。
法国2025年7月起将在多类户外公共场所禁烟。图为2025年3月29日，在法国圣奥梅尔德布兰，人们站在吸烟区吸烟/新华社
认知上的割裂，没有随着控烟政策出台而弥合。部分吸烟者依旧认为“吸烟是个人自由”，也更容易认为劝烟者“小题大做”“多管闲事”。
与此同时，吸烟行为在许多国家呈现出的阶层化特征，也构成双方难以对话的深层原因。
英国卫生安全局曾揭示这一矛盾：“虽然英国的吸烟率逐年下降，但最贫困群体和最富裕群体之间的吸烟率差距却在扩大，在较贫困的社区，吸烟率的下降速度比在较富裕地区要慢。”
研究指出，来自贫困地区的吸烟者，在戒烟动机上与其他吸烟者并无差别，但他们往往有更重的成瘾程度，也面临更多的戒烟障碍，包括贫困本身带来的压力与多重风险因素。
英国戒烟与健康行动组织（ASH）同样表明，从事常规体力劳动的人群吸烟的几率，比其他职业人群高。与此同时，在英国精神健康状况较差的人群吸烟率更高。数据显示，2024年，有长期精神健康状况的成年人中，约有24%的人吸烟，在有严重精神疾病的成年人里，吸烟率更高。
这意味着，许多烟民并不只是“喜欢抽烟的人”，他们可能承受更多的身心压力，吸烟成为他们缓解焦虑与疲惫的方式。禁烟政策的推出，则可能被烟民视为一种“个人权利”的剥夺，从而加强他们对自身“边缘化”位置的认知。
《双峰 第三季》剧照
在2018年，国外一项研究表明，禁烟政策的实施具有公共卫生意义，但也可能导致吸烟者被当成问题人群。
研究认为，在社会对吸烟行为接受度降低的同时，吸烟者也可能越来越感受到自己被否定、被边缘化。
研究还发现，这种感受可能会让部分人戒烟，但也可能导致部分人因此远离不吸烟者，转而融入更接纳、包容吸烟者的环境，从而更难戒烟。于是，吸烟者与不吸烟者的共识越来越少，也越来越难以形成有效对话。
但如果问烟民是否支持禁烟，可能会得到一个出乎意料的答案：支持。
在英国此次代际禁烟法案的议会讨论里，记录了一位议员的讲述。这位议员表示自己接触过不少烟民，发现他们不少人其实都想戒烟，也希望烟草业不要再继续推广这些让人上瘾、甚至致命的产品，但戒烟并不容易。
“尝试过一支烟的人，有三分之二最终会变成每天都吸烟。”她说，四分之三的烟民曾表示，如果再给他们一次机会，他们绝不会开始吸烟。
《春娇与志明》剧照
禁烟之难，还在于烟民和非烟民对“成瘾”这件事的认知和感受，根本不一样。很多时候，烟民并不是天然反对禁烟政策，他们自己也知道烟不好，甚至也想戒。当烟瘾犯了，不少烟民会找一个稍微远离人群、空一点的地方抽。可在他人眼里，这种“稍微远一点再抽”的动作，依然是在公共空间产出烟雾和危害。
行为、态度、认知的不同，叠加生活环境、经济条件，甚至身心状态的差别，烟民与“非烟民”对于控烟的共识很难深化，割裂反而更甚。
这种割裂平时并不总是爆发。更多时候，它只是藏在公共空间里的忍耐、皱眉、白眼和沉默里。可一旦有人开口劝阻，压住的情绪就可能被瞬间点燃，让一场原本关于规则的提醒，变成尖锐的人身冲突。
这或许才是禁烟最难的地方。
作者 |黄泽敏
编辑 | 向现
值班主编 | 吴擎
排版 | 八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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